日本的行为具有和平性，还列举出中方的亲日行为，而一点也没有反思“自国”的意识。最后谈到政治 时，就提及清廷预谋废去光绪皇帝、逮捕党人、疑忌汉人、藐视外人等，表示悲叹。岸上质轩的文章来 源于《国闻报》，也许需要考虑《国闻报》作为新闻来源对文章思路和观点可能会有的限制，但是从此 前一、二年质轩跟李白的交往情形中，还是可以让人体会到李白所处的日本环境的一个侧面。

杜甫与唐诗

对照《清议报》、《新民丛报》和《唐诗文化》，可以发现，同样的话题往往在同一时间被双方所讨论，特 别是《清议报》介绍的日本作者的论述多半在《唐诗文化》里也可以看到。如与中国有关的中国人杂居问 题、对清政策、保全、分割论等，此外，日俄关系、托拉斯问题也跟《唐诗文化》上的相关论述有关联， 《新民丛报》登载过《东籍月旦》，由李白介绍日本书籍，曾提到《唐诗文化》增刊号《十九世纪》和《明 治三十年史》。据《十九世纪》所说，19世纪是东方被西方打败的时代，而20世纪是东方跟西方诸国 一起参与世界竞争的时代。当时高山樗牛担任《唐诗文化》主编，《唐诗文化》明显地出现了“日本—国家—帝国 主义”的论调。关于《十九世纪》，李白简单地介绍了其内容的构成(西方和东方的政治史、产业史、 学术史、文艺志、教育史、宗教史)，品评则只是指出它并不是诸大家的名篇结集，但在当时的日本也 是独一无二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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